发布日期：2026-04-21 来源: 网络 阅读量（）
2009年戴晴出版了一本新书，书名叫《在如来佛掌中——张东荪和他的时代》。书很好看，并且发掘和披露了相当多重要的史料和史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在出书前把书稿发给我看，让我写一段介绍评语，我几乎是一口气就把书稿读完了。不过，后来登在封底的评语和我发给编辑的内容稍稍有点不同，编辑删掉了我对这本书的个别推论略有保留的话。
我的保留严格说来不是因为史实。对史实掌握的多少或深入与否，往往会受到研究者获取资料条件的限制，且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人读来，也难免会有不同的理解。就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来说，这或许并不算特别重要的问题。我的保留多半是因为戴晴在书中表现出来的倾向性太过明显，没能保持住一位研究者应有的客观态度，以至对张东荪一案的认识和判断有些地方显得有些偏颇和武断。书中对张东荪在1949年以后留在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的地位的评价，也不够实事求是。给人印象是，好像其他名人教授，包括最具独立性格的梁漱溟等，都不得不低眉顺眼地向权势示好，只有张东荪能够洁身自好，一直保持了他的“沉默的自由”。就连运动中他的种种检讨，按她的说法，也都是当年思想比较活络的儿女们“捉刀代笔”硬塞给他的。[21]
张东荪，1910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毕业，成名较早，“五四”时期已经是国内重要报刊《时事新报》的主笔，他创办的《学灯》副刊和《解放与改造》杂志，都是那个时期最著名的刊物，对当时新思想的传播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张东荪本人甚至还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者，尽管他赞同的只是英国的所谓“基尔特社会主义”，与当时开始在中国发生影响的苏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也因此一度被苏俄派来中国的代表招揽加入社会主义者同盟的激进组织，和随后建立起来的上海发起组发生过些许关系。
张东荪没有加入陈独秀发起组织的那个上海发起组，他甚至很快就站到了中国的对立面，与陈独秀等人围绕着中国应否马上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展开了一场公开论战。在此之后，他在理论上更是始终坚持批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和。反映在政治行动上，他和好友张君劢一道，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系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两人并共同创立了与中国格格不入的中国国家社会党（后改组为中国民主社会党）。
如果张东荪像张君劢一样，始终坚持既有的立场和主张，他最终一定会与张君劢走上大致相近的道路，不仅不会接近，而且会因为在战后逐步站到一边去，而与完全决裂，在1949年只能选择离开大陆，也不会有所谓张东荪“叛国”案问题发生了。但是，张东荪与张君劢明显不同。抗战开始后，他就逐渐表现左倾，和人有了较多往来。抗战结束前后，他反而与张君劢越走越远，与越走越近了。
张东荪在政治上发生令人吃惊的转变，是在担任中国民盟中央常委、秘书长前后。他原本是和张君劢一道，代表国社党参加民盟的。但做了民盟秘书长后，他明显地开始表现出和张君劢不同的立场。为此，他不仅公开了召开的，而且不惜与坚持参加的张君劢和民社党公开决裂，牺牲了与张君劢长达二十多年的共同政治追求。1949年他会坚定地留在大陆，原因一目了然。
由上可知，张东荪靠拢，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建国后，他作为民盟华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人，荣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等职，成为一般人只能跷却仰望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也得到了中央的超额回报。但令人惊异的是，张东荪没有满足于这一系列从天而降的政治荣誉，转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秘密与美国人发生关系，最终因为向变成敌国的美国透露了“国家重要情报”，不仅丢掉了各种职位和荣誉，被民盟开除，政治上备受屈辱，晚年还因此被关进了监狱。
戴书没有能够具体说明张东荪战后为什么会和好友张君劢决裂并靠拢，却相信张和关系的恶化，纯粹是源于一次不记名投票的结果。书中写道，1949年身为政协主席团成员的张东荪，因为内心不满的政策，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选举国家主席投票时，投了当时选票中唯一一张的“反对票”。
有关这段史实，书中唯一的根据是张东荪女儿晚年的回忆。张东荪女儿回忆的依据，又是源于她记忆中1993或1994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党支部书记几十年后的“回忆”。这位支部书记当时“回忆”中的根据，也是间接得来的，而且也是“猜”。据说他“回忆”称：“刚刚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选当主席……结果这里边居然有一张反对票。当时他们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干的”，“那时刚刚解放啊，无论如何没有想到会有人投反对票——敌人这么快就钻到这么小的圈子里边来了。”[22]
作为受父辈牵连遭受过不幸的张东荪子女，听到支部书记的类似说法，怀疑张即是因此惹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支部书记几十年后一面地、间接地回忆当年如何“猜”，是难以作为凭据的。况且，回忆把1949年政协会上缺的那一票，说成是“反对票”，也与史实不合。只要读一下《人民日报》10月1日的报道和投票人的日记，就能了解，9月30日的选举投票方法，并没有设计弃权票和反对票。当天的选票对每位候选人只有两种选择，要选的划圈，不选划叉。[23]因此，少一票，也不意味着就是一票“反对票”。
这位支部书记1949年只是在校大学生，他当时自然不可能参加这种“猜”测。回忆中提到的“他们”，应该是指张案发生多年后上级党组织中的个别人。如果他的回忆不错，也只能说明党组织中后来有过这样的议论。但回忆中所说“他们当时就猜”，却给人以误导，让人以为选举结果一出来党内人就在“猜”了。事实上，1949年9月30日投票日在场的576位投票人，统战对象的成分极其复杂，不少人当时与关系就不很融洽，有些后来更是成了“敌对分子”或“分子”。如果真的当时会“猜”，恐怕也想不到张的头上吧。因为在民主人士中间，当时张东荪表面上恰恰还是与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他也因此才获得了政府委员的提名，并和一起顺利当选。事实上，在这一时间问题上，戴书自己也推测，这个“当时”可能是在一年之后了，并不是在1949年当年。书中说，只是到了1950年张东荪和美国人的关系问题暴露出来，这才重点“猜”到张东荪的头上去了。[24]换言之，如果当时党内真有人也在“猜”，想来也只能是在张东荪案发之后了。而那时再来“猜”，就纯属有罪推定了。
戴书中在这个问题上唯一有些分量的间接证据，出自当年在政协投票现场的一名参加计票的干部几十年后的回忆。他在回忆中提到，统计选票时发现少了一票，说他们很遗憾，因此建议把那一票做废票处理。回忆说毛当时答复称：“缺一票就缺一票，不管什么人，都有选不选的权利，要尊重事实。”作者举出这段回忆，意在证明少的那张票肯定不是自己投的。[25]但一来这证明不了那张票就是张东荪投的；二来这种回忆中的说法到底也还是太过间接，不足以拿来做证据；三来这一回忆中的说法如同那位支部书记的说法一样，都存在着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比如，我们都知道是自尊心极强且对批评意见很敏感的人。自1949年初进入北平，开始筹建政府以来，毛一直频繁与各方人士打交道，始终保持着谦和礼让的形象。照理，投票选举国家主席，如果毛不参加投票，全票通过自然最为理想。毛参加投票，则差一票最为理想。因为少一票丝毫不影响选举结果，还会让人相信是毛少投了自己一票，树立毛谦谦君子的形象。反之如果全票通过，谁都知道毛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而这恰恰是中国人传统颜面观所忌讳的，因而也是最容易惹人闲话的。以的性格，他绝不可能不知道。故对这位计票干部几十年后回忆中的说法，恐怕也不能轻信。
很遗憾，戴书太过轻信了那几则回忆，很简单地就得出了结论，认为“对‘冒犯’怀有切齿之恨”的完全是不顾事实刻意制造了这样一个“叛国案”来报复张。即利用张所信赖的一个小商人，故意套出张几句实属“文人议政”的言论，给张戴上一顶“出卖情报”的政治大帽子，以报这一箭之仇。[26]
由于长期以来官方没有公开过张东荪私通美国的“罪证”，对张东荪涉嫌“叛国”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围绕着张东荪“叛国”案的研究，当今学界及文化界主要的讨论集中在两个方向上：一是有罪论，一是无罪论。前者又可分为罪罚适当，罪重罚轻和于法有罪、于情可原三种观点。后者也可以分为有错无罪、阴差阳错和政治报复三种观点。[27]
相对于不同时代，特别是不同制度的判罪标准来说，历史学介入对这一类有罪无罪的讨论通常没有多少意义。更何况，对于张东荪被控在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后，先频繁与美国人接触，并通过王正伯（又名王志奇）向美方转达信息的情况，几乎没有人能认定无其事。既如此，在当代中国，长期以来，沾上“里通外国”嫌疑而罹罪者，上至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下至大学教授或一般草民，早不知凡几。张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尤其是，当年国家副主席高岗、国防部长彭德怀、政治局委员张闻天等被控犯有“里通外国”罪，其所“通”者，还是当时中国的盟国、友党——苏联；而张东荪案则是发生在中国对外战争期间，所“通”者又是中国当时的敌国——美国，故张会被当政者定“罪”，无论是叫“出卖国家重要情报”，还是叫“特务活动”，或者叫“叛国”，在当年都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28]
比较而言，对张东荪案，在今天最需要讨论的，恐怕只是阴差阳错[29]和政治报复[30]两说了。因为当政者长期不曾披露这一案件的历史细节，各种片断史料及回忆录又拼凑不出一幅比较完整的历史关系图谱，个别触及档案者的说法又破绽百出，再加上对张本人动机，以及对“宽大”处理之反常，都得不出合理的解释，结果也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人们的种种疑问。这里面一个最大的疑问就是，张东荪与美国人之间的这种接触与沟通，是否原本就是在高层的直接掌控之下，仅仅因为安全部门办案时阴差阳错，或因为政治领导人蓄意报复，才致张遭此灭顶之灾？
笔者并没有足够证据解答上述所有困惑，也无法全面还原当时的各种历史情景，故对介入这一问题的讨论一直颇感犹豫。但是，戴书出版后，相关讨论越来越多，多数看法都倾向于相关机构甚或毛、周等有意构陷。而这中间的许多研究和讨论，或基本上不掌握第一手史料，或掌握到部分史料却主观先行，随意肢解材料为我所用。结果，许多重要信息得到披露，史料却没有得到准确解读，张东荪一案的史实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矛盾百出，就连一些从常情、常理就可以看出的问题，也没有人在意了。这种情况实在不利于我们客观了解和认识历史，这是笔者不揣冒昧，想就戴书所涉及的一些说法和情况稍做考证的一个重要原因。
笔者想要对这一问题再做讨论，还有另外一层想法，那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努力，能够比较多侧面地呈现张东荪当年的思想及其关怀之所在。戴书考察张东荪案的一个最大的欠缺，就是几乎没有讨论到，一个在中国社会政治舞台上活跃了二十多年的堂堂大教授，何以竟会被一个一望而知“好吹且能吹”的到处钻营的小商人所蒙骗？其实，张东荪求助这个小商人经香港向美国政府传递意见或信息这件极其荒诞的事情本身，就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研究个案。可以肯定的是，1949年前后转向的知识分子对新中国的走向及其命运的看法，并非都是积极乐观的。问题是，和张东荪一样有着类似的忧虑，同时又书生气十足，甚至多少有些迂腐、执拗，缺少政治经验却自信满满的知识分子，并不少见。[31]对他们，特别是对他们不得不在政治强势下转变思想的研究，我们今天显然做得还很不够。[32]
要弄清楚张东荪案，首先必须了解张东荪在成为座上宾之前究竟与有过怎样的关系。这既包括对张东荪的观感与态度，也包括张东荪自我的认识。
何以会一到北平，就高度重视张东荪，并不惜委以各种要职，过去谈论最多的，也是戴书着墨颇多的，就是张东荪对北平和平解放有过特殊贡献。戴书并明确提到，曾当着张东荪的面讲过一句评价很高的话，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33]张东荪自己对此事也津津乐道，以之为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
有关张东荪与北平和平解放关系的资料不多，核心资料只有两部分：一见于戴晴从张家人那里看到的，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友人称赞张此番作为的《围城题记》和张写的“自识”；一见于当时中央与平津前线领导人之间的几份来往电报。前者说明，张于1948年冬“北平围城”之际，曾“与刘厚同、侯少伯、彭岳渔、张丛碧，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并曾得和傅作义“双方信任，使出城接洽”。[34]而后者证实，张作为见证人直接参与了双方的一次谈判，时间在1949年1月上旬。[35]
但是，如果细读这些文献史料，尤其是内部之间的来往电报，我们恐怕很难得出“北平和平解放，张先生第一功”的印象。
首先，从电文反映的情况可知，最早尝试推动傅作义放弃抵抗，与携手，共谋和平前途的，是来自香港的前中国农工的领导人之一彭泽湘。[36]从1948年11月18日、19日给等前线指挥员的电报看，彭泽湘在11月7日、8日就曾分别写过两封信，托在长沙做过中学老师的符定一带往驻在石家庄附近的中央，送交给，说明他们正在做傅作义的劝和工作。接信时因还没有见到符定一，只是电告等人，符定一已到石家庄，明后即可见面，说听闻“傅作义经过彭泽湘及符定一和我们接洽起义。据称，傅起义大致已定，目前考虑者为起义时间、对付华北蒋军及与我党联系等问题”。他建议仍转经彭泽湘告诉傅作义：“先生既有志于和平事业，希派可靠代表至石家庄先作第一步之接洽。”[37]
几天后，与符定一见面并谈了话。他发现，彭函所讲并不确切，傅作义并没有主动通过彭泽湘等找和谈，而是傅之好友侯少伯与背后有李济深背景的彭泽湘两个人相商后，由彭写信委托符定一带给自己，准备得到毛和中央的回音后，再向傅说明。据符称，傅虽有“与谈和保存实力可能”，却还没有下决心找谈判。因此，彭虽到北平多日，傅也知道彭受李济深之托前来劝和，他却根本不见彭泽湘。傅的解释是：“一见面就要行动”，现在还不到时候。
了解到这种情况，相当恼火。一是毛很难忘记傅作义1945、1946年两发公开信向自己挑战的傲慢态度；[38]二是他这时对众多将领动辄通过“起义”之名，以求保存自己的军队，并在新政权下取得政治地位，已颇生反感，不愿轻许起义名义；三是他从彭泽湘信及符定一谈话中得悉李济深一派人活动积极，怀疑李济深等有乘机收罗反蒋派将领，壮大中间派势力的意向，因而变得十分戒备。但经等给彭的信既然已经发出，只好将计就计。他再电等：“假如傅真愿谈判，我们应当和他谈判，以便分化傅、蒋，首先解决蒋系。”这是“为了稳定傅不走，以便解决傅蒋两系，夺取平津，不是真想与傅谈和，因为不解决傅部，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稳固的”。[39]
过了将近一个月，傅作义那边仍毫无动静。不过，由于率领的第四野战军应命及时入关，很快就把自张家口、新保安至北平、天津、塘沽，直至唐山一线的傅部分别切割围困起来，傅作义终于不得不在12月中旬初主动尝试着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去找，谋求谈判解决问题。
读第十一纵司令员贺晋年12月15日20时给等人的电报等资料可知，傅作义的代表是14日绕经颐和园，步行至黑山扈，经过一段无人区来到东北野战军十一纵所在区域的。按照与崔同来的地下党员李炳泉提供的联络方式，十一纵与晋察冀边区城工部联络证实来人身份后，15日与崔等进行了接触。从李炳泉说明的情况可知，傅作义这次与谈判，不仅没有张东荪的作用，甚至也没有彭泽湘参与其间。
贺说明：前来接头的是“北平地下党南方局支部关系人李炳泉”。“参加此事者还有傅之《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该员已与李炳泉到了我部，他们带有电台（留在城内）、密本与傅通报（报务员、译电员与李、崔均已到我部）。”据李报告说，北平地下党[40]这次是“经过李腾九（傅之联络处长）、傅冬菊（傅的女儿，系准备吸收的党员）劝说傅作义投降。八日开始（做工作），十日傅答复条件：（1）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一定时间起义，要我为他保密。（3）要求停止战斗，双方谈判”。14日晚双方接触交涉之后，贺晋年报告称，崔载之表示同意：“（1）军队不要了。（2）两军后撤，谈判缴械。（3）由傅发通电缴械。”[4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李炳泉是通过其堂兄，时任傅作义华北“剿总”联络处处长的李腾九，进入北平《平明日报》，做到了采访部主任的。这一次，正是李及其所在北平南系学委支部多头游说傅作义，才促成了傅下决心通过《平明日报》社这样一种中间人的形式采取这一试探性行动。[42]
贺晋年所报傅作义代表承诺的条件虽然诱人，但注意到崔载之等人的身份，就不相信。他16日当天就电复等说：“李炳泉所说十四日晚傅作义的三个条件，不像是傅作义所提的真正的条件，很可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谈判，他还会有代表出来的。”[43]
果然，崔载之次日即告诉代表，他已收到傅作义方面的来电，要求立即停止进攻，允许其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并成立有傅作义参加的联合政府，军队交联合政府指挥。
得讯后大为光火。他在回电中怒气冲冲地把傅作义等斥为“匪首”，电告等人说：“你们可以从各种线索与傅作义、侯镜如，甚至刘化南这些匪首进行谈判和分化，但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将这些匪首逮捕起来，决不容许这些人保存其反动力量。谈判和分化只是达到歼灭他们的一种手段，因此不要给谈判的人以任何文字上的把柄。”[44]
这次谈判自然没有取得丝毫效果。所部紧接着即发动了对新保安的进攻，并于12月22日一举歼灭了傅作义的嫡系部队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战败自戕。傅作义这一下受到了强烈刺激，不得不于23日亲自致电，表示愿意接受领导，并承诺自己绝不保留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傅在电报中表示，他只希望公开通电全国，下令所部停止战斗后，“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45]
深知对一向十分自负的傅作义这种人，绝不能有求必应。25日，毛审定批准了惩治战犯名单，并经由新华社于当天公布于世，傅作义的名字赫然在列。傅得知消息后极为尴尬与沮丧。他一面加紧部署平津作战，一面不得不开始改换渠道，试图另辟蹊径。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到1948年12月底，一方面，傅作义走投无路，不得不病急乱投医地想到走彭泽湘这条路径；另一方面，住在北京西郊占领区内但仍可以出入北京城的张东荪，和彭泽湘等又相熟，大家想法一致，如此也就有了所谓“倡议罢兵以保全人民古物”之举动。张因为时任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民盟是的重要盟友，傅作义自然也乐于得到张的帮助。
12月29日，北平学委电告华北局城工部负责人刘仁称：今天，傅作义主动见了彭泽湘、张东荪，听取了他们的意见，也表明了他的态度。据称，傅希望他们能够作为中间力量，居间调处，以避免战争。“傅（称）无任何要求，只要如何给傅一台阶下野，并用协商办法处理傅之军政权问题（即可）。”[46]
相信，傅作义的威风这时应该已经打下去了，故也不妨让他再派代表来谈，以探究竟。31日，毛再电等称：“请你复电北平地下党，转告傅作义，派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和张东荪一道出城，到你们那里来谈判。”第二天，他又具体提出了六点意见，要北平地下党秘密通知傅作义。其中包括：傅作义和平交出北平可免除战犯罪名；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可以让张东荪陪同傅之代表出城谈判等内容。
所以不要彭泽湘参与此事，根本上就是要防止李济深一派人从中渔利。当然，他在电报中的解释用了另外一种理由，说：“彭泽湘是叛徒，过去有一时期曾为蒋介石做过某些特务工作，其人买空卖空，为我方所不信任，希望傅氏亦不要信任他。”在这封电报里，他又重申了可以让民盟代表张东荪参加谈判的意见。说明：“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当然，他也强调，这一切必须秘密进行。“如张东荪出城不能保守秘密，则张可以不出来。”[47]
由上可知，正如傅作义决定找谈判，与彭泽湘的推动和彭的渠道没有多少关系一样，张东荪的参与也不是他主动介入的结果，而是傅需要有中间人士从中作证，张经彭介绍及张的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身份这时起了作用。
张东荪后来最感到自豪的，就是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于1949年1月6日与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一道，秘密出城来到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作为双方和谈见证人，参加了双方之间的谈判。只是，从中央与等人的来往电报可知，这次谈判并没有能够决定北平的命运问题，仍只是一次初步接触而已。
张、周到达八里庄已是7日，由于头一天得到傅作义通过李炳泉电台转达的政治要求，7日凌晨曾十分不满地指示称：“傅之态度前后矛盾，可以看出傅在得我六点意见后，认为有机可乘，故得寸进尺。所谓投降起义均不愿意，而愿取得进步分子地位，以为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明显的是彭泽湘教给他的那一套，即走中间路线，除保存军权之外，还要一个不是站在我们方面，而是站在李济深派方面的地位，以便出席政协及做其他文章。”
明确告诉：“傅作义是一个很狡猾的家伙，野心很大。但现在很痛苦，很动摇。手里又只有四个师，目前仅能利用我不愿破坏城市一点来讨价还价，故我们是能够迫其就范的。暂时不肯就范，只要我能攻入城内占领一部，必能就范。”因此，“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出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48]
当天，进一步得到周北峰、张东荪已出城前来谈判的消息。他随即又去电重申谈判中必须取严厉态度。其电称：“你们应准备对周北峰严正表示下列四点：（甲）傅氏甚久，杀人甚多，华北人民对傅氏极为不满。除非他能和平让出平津，否则我们无法说服人民赦免他的战犯罪。（乙）不能取骑墙态度，只能站在人民一方面，其军队编为人民的一个军，不能有其他名义。（丙）除傅部外，其他军队一律缴械。这些军队的军官及眷属可照对待郑洞国部的办法办理。（丁）迅速解决，否则我军即将举行攻击。”[49]
8日，、与周北峰进行了初步接触，张东荪在座。他们随后电告，说明傅作义此次所提为四条件，即：（一）北平、天津、塘沽、绥远一齐解决；（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意即不只是一家报）；（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
9日电示等称：“因为傅作义派人出来谈判，具有欺骗人民的作用，并有张东荪在场，故我们应注意运用策略。”他要求等做如下答复：
“（甲）平津塘绥均应解决，但塘绥人民困难尚小，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迅速解决平津问题。
“（乙）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的制度，改编成人民，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一月十二日下午一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丙）政府中有进步人士，平津报纸不只一家，是民主纲领中原来就有的，故不成为问题。”
坦言，如此答复，只是一种策略。因为，“估计傅作义对于乙项是不能实行的，如果他能实行将军队开出城外，我们亦尽有办法将其缴械。故可大胆答应傅方提议，表示仁至义尽。你们即应与周北峰讨论实行此条的具体办法。例如军队出城所取道路、驻地及其他事项。逼傅在十二日开始实行，使张东荪看了认为我方宽宏大量，完全是为保全平津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出此。”[50]
由于中央表面上满足了周北峰带来的傅作义四条件，因此，双方的谈判很快达成了妥协。在约定14日为最初实行期限后，周北峰于9日当天即返城复命。然而，傅作义却并未接受提出的条件，反而来电要保证民主权利，并提出要再派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邓宝珊出城做进一步商谈。
面对这种情况，几乎是怒不可遏。在11日给等人的电报中，他异常强硬地指示说：“你们应将你们向周、张宣布的三条电告北平党，叫北平党督促傅方实行，并严正地向傅左右（刘厚同等）说明，傅方既不愿意执行我方所提六点意见，如果又不执行他自己所提的离城改编，那就是他反复无常，势将丧失信用。”他指示说：为逼傅就范，必须在我方规定的最后期限断然发动对天津的进攻。“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就我范围，照我们六点意见去做。”[51]
当天，余怒难消的还再度电示等称：见到邓宝珊时，必须“当着邓宝珊痛骂傅作义及其部属的滔天罪行，驳斥傅作义九日电所持立场，指出战犯傅作义必须向人民低头认罪，立功自赎，方有可能赦免战犯罪。否则是不可能的。平津如果糜烂，其责任全在傅方……围城已近一个月，谈判如此之久，始终不着边际。自己提出离城改编，现又借词推托，企图拖延时间，实则别有阴谋，加重平津人民的痛苦。傅匪如有诚意，应令天津守军于十三日全部开出城，听候处理。守军应负责移交一切公共财产、案卷、武器弹药被服，不得有任何破坏损失。守军出城，只能携带随身枪弹物品，一切改编细目待出城后再说。否则我军将于十四日攻击天津”。[52]
一直拖到13日，傅作义仍未接受方面的条件，而是再派邓宝珊和周北峰出城与等谈判。
为了彻底打掉傅作义的傲气，迫其就范，明令等按时发动对天津的攻城行动。14日，所部遵令发动了对天津的总攻击。仅历时二十七个半小时的激战，便全歼守敌，生擒了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占领了天津城。
眼看大势已去，傅作义再无条件好讲，不得不授权邓宝珊等人于15日与、罗荣桓、谈判，全盘接受了方面的条件，草签了《关于北平和平解决的初步协议》十四条。傅作义最终同意将全部守军开至城外的指定地点，实行改编；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由新政府予以适当安排，由派代表全面接收北平军政机构等。
几天后，双方代表正式在北平傅作义总部签署了经过增补的《关于北平和平解决问题的协议书》。至此，北平和平解放问题，才告实现。
由上述经过当可了解，张东荪确曾冒险参与了对傅作义的劝和工作，但其主要作用只是担当过一次北平前线国共两军谈判的见证人而已。无论是对此次和谈的发起，还是对北平和平协议的达成，张东荪本人都没有起到过直接的和重要的作用。
张东荪如果不是因为成功推动北平和平解放而受到中央高度重视，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刚开始建国之际就成为新政权的座上宾呢？
事实上，早在围攻北平前，和中央就已经对张东荪印象深刻，且颇多好感了。
如前所述，张东荪最初与建立起某种秘密关系，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张因为身在沦陷区北平，秘密从事抗日工作，因此与各方势力，包括与地下组织有过一些合作的关系。抗战中期，在协助下，中间党派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实行团体会员制，身为国社党之一的张东荪也已列身其间。抗战胜利前夕，已经成为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的张东荪更进一步加入了几乎是在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政治团体——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进而在北平秘密参与了统战工作，其公开政治身份则为华北民盟总支部主委。[53]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初，曾一度计划要夺取平津。当时在北平唯一能够帮助的，除自己在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外，只有张东荪主持的民盟组织是一支重要力量。因此，中央刚一形成夺取平津的想法，就通过北平地下党的崔月犁找过张东荪，寻求合作，张当时也表示愿意配合。虽因盟军司令麦克阿瑟下令在华日军只能向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军队缴械，美军并很快运送军进至平津，这一计划未能实行，但张东荪领导华北民盟组织与直接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
1946年初，因为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居间调处，国共两党一度实现了全面停战，并且与各中间派成功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和平协定，中国大有走向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希望。但是，国共对东北的争夺，导致战火再燃，当局诉诸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心理日渐强烈，国共两党为此都展开了对中间党派的争取工作。民盟是国共双方全力争夺的最主要的一股中间势力，而民盟内部各派面对抛出的各种橄榄枝，也态度不一。民盟中最重要的党派之一国社党（8月间改组为民主社会党）多数倾向于接受提出的所谓方案，作为国社党负责人之一的张东荪，这时却表现出了十分不同的态度，基本上站在了一边。
1946年5月22日，张东荪基于政协决议的精神，发表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公开演讲。和此后施复亮等公开主张应在国共之间另组一个第三势力，“形成强大的中间派的政治力量”，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54]不同，张东荪虽然也同意在“在中国与中国之间应有一个第三者的政治势力”，但他根本上主张的，却是“调和”资本主义和，希望能够在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苏联制度之间，找到一个能够兼具两种制度优点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和政治制度实行于中国。[55]
张东荪在文章中特别提到了他在抗战爆发前后即开始形成的这样一种思想和主张。如1936年初，他就大胆地发表过一篇评论“八一宣言”（即《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明白表示过这样的观点。他宣称，自己“于经济赞成社会主义，于政治相信民主主义”。且相信许多同情的人其实也有同样的观点，许多挂着党籍者心中也是赞成这个主张的。故“将来万一能由这一些人们在国共两党之间于理论方面作个调停的努力，则未始非中国之福”。[56]
抗战爆发后，张东荪更进一步强化了他的这一观点。他为此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从中国抗战必须要争取到国际联合阵线“方有胜算”的角度提出，苏联和美英所以不能同时援华，根本是因为二者政治上是两个不同主义的国家，彼此都有猜疑，都不放心，都怕援华会引起对方的疑惧。中国要想使双方放心，就“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义与中间的政治制度”，“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即政治上要合作，不要斗争，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经济上要自由，不要放任，不要资本家垄断。“果真这样做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既使得他们双方都可放心了，同时中国自己再加强其反法西斯的作用，便可希望取得他们的大量援助。”
张东荪后来回忆过抗战初他为此付出的努力及其结果，说：“我那时挟着满腔热血，希望将我所想到的这番意见直接向政府陈述。”为此，他专门从沦陷区北平潜赴当时还未沦陷的汉口，找到高层的关系，然而对方却告诉他说，现在的国共合作并不是建立于真心诚意之上，这样的意见不会被采纳。他“于是大扫兴而返”。想不到回北平后，张把这个意见讲给一个的地下工作人员听，对方却“大为赞成，请我详细写出来愿意负责设法一方面送至延安，一方面送到重庆。同时我更求他再以一份投到重庆‘再生’杂志使其登出”，尤其希望能呈蒋介石一阅。最终，文章是送到重庆了，蒋介石那里不仅毫无反响，的检查员还把寄给《再生》杂志的文章扣去了。他感慨道：“原来始终没有了解这一次世界大战是民主与法西斯之争，他们还想战后维持其永久下去，所以不愿意在那时使民主的言论在杂志上登出。”他说，即使到了战后，中一些人口头上喊几声民主，其实怕也只是出于万不得已罢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撰文指出，虽然没有明确主张实行资本主义，但“现在的官僚资本的实况却是一手造成”；在现在也并不主张实行，但“用斗争的方法来平分土地，当然不能不说是过左的举动”。他表示：“我们既不赞成官僚资本，亦不赞成这种报复性的土地政策。我们主张应当有一个全国适用的土地改革办法，使耕者有其田之理想由平和方法得以实现。我们同时主张根本铲除官僚资本，务使工商业依国家所定的全盘计划得由个人努力以发展之。”在他看来，“这便是中间性的政治路线”。
张东荪明白宣称：这个“中间性的路线乃是要各党共同来走，并不是由我们国共之外的第三者单独来走”，更不是抛开国共两党，另立一个什么第三势力来主持中国的改造。具体地说，就是要把“稍稍拉到左转”，把“稍稍拉到右转”。“在这样向左、向右的情形［下］，使中国得到一个和谐与团结。并由团结得到统一。我们在国共中间的人宁愿作一个调和的媒介，并不希望分得一些甚么。”[57]张东荪因为有国社党的背景，因此，对他的好感来得较晚。虽然1936年他评论“八一宣言”、主张全国大合作的文章得到了的重视和回应，但抗战开始后他和国社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服从国家利益之类的主张，也曾受到过内部的严厉批驳。[58]直到抗战后期，张东荪与北平地下组织有了较多的联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之际张积极配合夺取北平的态度，才使中央对他身为华北民盟主要负责人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抗战结束后，张东荪继续保持着与北平地下党的联系，同时在政治上公开批评“”，反对内战政策，包括他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一文的倾向，也都让中央相信他在政治上属于民盟中的左翼。再加上1946年和1947年张东荪两度出任民盟秘书长，在民盟中有较高的人望和影响，方面从争取团结民盟的角度，也对他更为重视。而张东荪也很看重与的这层关系，经常把自己的看法和活动通报给人员。直到1947年3月代表团全部撤回延安之前，张东荪的各种动态和意见，经常会出现在延安中央与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来往电报中。他不仅会让代表了解自己的行踪，甚至还会就形势发展和如何挫败军事进攻等问题，向方面提供自己的分析和看法。[59]
最为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11日张君劢决定参加召开的，准备提交民社党名单，派中常委孙宝刚去北平劝张来南京，并参加国大。周恩来得讯后马上要张东荪的学生叶笃义赶回北平，劝说张这时千万不要来南京和参加国大。张东荪毫不犹豫地告诉叶说，他不会去南京参加国大。同时他并写信给张君劢，明确表示反对张君劢和民社党参加国大。不仅如此，他在信中还表示了十分决绝的态度，称：“民社党交出名单（即参加的代表名单）之日，即我事实上脱离民社党之时。”之后，张君劢不顾张东荪反对，向交出了民社党加入国大的代表名单，张东荪也果断地实践了他的诺言，宣告退出了民社党。[60]张东荪的这一举动，显然让高层对他更加重视和另眼相看。
1947年1月，负责调停工作的三人军事小组中的国民政府代表张群代表蒋介石邀请张东荪前往南京面谈，张马上向方面做了通报。经中央同意后才赴南京，且到南京后还进一步与代表董必武交换了意见。因此，当蒋介石当面邀请张东荪加入即将改组的国民政府时，张不仅表示拒绝，而且劝告蒋不要忙于改组政府，应马上着手恢复与的和谈。[61]
显然，相对于当时的，张东荪明显地对抱有更多好感。这一方面源于他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效力的热切向往，另一方面也因为他这个时候越来越深信会按照所宣称的那样，大力推行他最为欢迎的经济上社会主义、政治上民主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不会搞苏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在1947年以施存统为代表的一批中间人士极力鼓吹中间阶层和中间党派团结起来，使第三势力具有左右国共两党的“举足轻重的地位”的时候，最先提出“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张东荪，却坚持中间派应该要在国共之间起调和作用，而不应试图成为左右政治的力量的观点。他公开发表文章肯定和称赞的政治诚意和新民主主义的政策。他说：固然党性太强，不适宜于民主政治，“不过确有一点较为优，就是它对于它的主张尚有诚心。它既宣布改取新民主主义，则它在民主国家便不复仍为一个障碍了。我们不必疑心它的新民主主义，它是说说即算数的。反之，却因为言行始终不一致，不能唤起人的信任。例如，口口声声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问题，而其实在心理与行为上始终没有抛弃武力解决的办法”。
对于美国、以及社会上一些人担心终究是马克思主义者，最后必会拿出它的共产革命来这一点，张东荪也为之辩护说：共产革命再快也是五六十年以后的事情了。“五六十年以后的中国是甚么样子，谁亦不能预测。亦许到那时候，中国的人民个个有饭吃，生活水准完全提高。在一个家给户足的社会，加以中国人有爱好平和与笃守中庸的天性，而谓那时仍必掀起社会革命，恐怕太忽略了客观条件。者如果忠实于马克斯，必是一个客观主义者。客观条件不具备而想革命，这是主观主义。何以必知五六十年以后这些客观条件即能具备，恐怕并没有把握。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这种未来革命论实在不必认真，尤其不应该害怕。”
他并且以苏联为例，说：“请问现在的苏联究竟是向左呢还是向右？在前二十年以先，谁能猜得出苏联今天的状态？总之，五六十年以后的社会革命是决于从今天起的经济措施。倘使在土地与工商业上都能用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政策，则大概可以说将来革命的避免是极有可能性的。所以我认为没有丝毫可怕的地方。”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推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联合政府，就足以创造出和平建设的机会，同时也足以使这种革命党最终转变为普通的政党。他据此批评说，中国今天无法实现联合政府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本来就是实现联合政府的最大阻力，美国仍旧总是“意图加强、消纳，而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国以亲美”。如此只能造成无所顾忌地使用武力，使难以再回谈判桌前来。[62]
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和倾向，张东荪明显地更看好，因而每每会为着想。1947年3月中央所在地陕北延安被军占领后，张东荪甚至专门给去信表示关切。之后，他亦不止一次地通过相关渠道希望了解到中央的政策方针。不难想见，对张东荪的这些做法和观点会抱有相当的好感。
1948年4月，中央决定筹备召开新政协会议，准备成立联合政府，首先想到的邀请对象就有张东荪。还在正式发出给各派领导人的邀请信之前，就专门给北平市委书记刘仁写了一封信，说明：“去年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有信给我，我本想回信给他们，又怕落入敌手，妨碍他们的安全。今年张东荪先生又想和我们联络，现在请你经过妥善办法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很感谢他们的来信，他们及平津各位文化界民主战士的一切爱国民主活动，我们是热烈同情的。此外请经妥人告诉张、符两先生，我党准备邀请他们两位及许德珩、吴晗、曾昭抡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各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乙）关于加强各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我党中央认为各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还特别叮嘱刘仁：“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些什么人。”[63]
据此，中央于5月2日发出明确指示，进一步正式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张东荪等“来解放区开会”。[64]
5月底，中央准备成立华北人民政府时，又想到张东荪。他去电、周恩来等称：“请考虑将张东荪、吴晗、许德珩及某教授（四教授）尽快从平津接出来。如果他们能出来，又得他们同意，则将他们选为华北行政机构的委员，并有一二人任部长，一二人任副部长，似甚有益。”[65]
双方之间的频繁互动和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也大大推动了张东荪对的理解和政治观点上的左倾。1948年7月，一向以主张改良、要求民主、反对专制政治著称的张东荪接连发表文章，破天荒地开始公开表示出赞同革命甚至理解专政的态度来了。他宣称：“须知历史上所有革命期前都有平和改革的尝试，只是因为不能成功，所以才迫得不能不走革命的路，并不是开始即主张革命。”“一个国家的政治到了非革命不可的时候也就只有革命这一条路。”他甚至声称：“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由于流血所换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而不是常轨。”至于革命是否使用暴力，是否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乃由革命的实际境况决定。他说，因为这些“乃是出于事实上不得已的要求。如果评论其是否民主，那便是把事实的不得已变为理论上应当与否的问题了”。[66]
由上可知，早在平津被围，和谈之事发生之前，张东荪和已经走得很近，因而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在事实上成为了重要的统战对象，被内定为新政权的尊贵客人，早就计划要赋予其相当的地位和权利了。1949年新中国建国伊始张东荪即进入中央政府，荣任政府委员等职务，实为水到渠成，和要褒奖他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的贡献没有多少关系。
戴书没有讲到张东荪在中央进北平前思想上发生的转变，和张对寄予了怎样的期望。但书中像其他讲述张东荪与关系的著作文章一样，特别提到了张东荪1949年1月去中央当时所在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见到后的“失望”。[67]那么，张东荪是不是因为一次见毛谈话失望，就改变了对的期望呢？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1949年初在西柏坡发出的信函电文中，张东荪几乎是唯一一位被单独点名邀请去访问的民主人士。这封电文发自1949年1月9日凌晨2时，毛以名义在指示平津前总、与傅作义谈判策略时，特别说明，陪同傅作义谈判代表出城来做谈判见证人的张东荪，“即可派车送他来中央所在地，并派人妥为照料”。[68]
由于电到时，傅作义代表周北峰与张东荪已经开始动身返北平城里复命，故张未能单独前往西柏坡村。但是，张东荪回北平燕京大学后，得知此消息后，马上决定放下一切，接受邀请。他并且推荐了同为民盟支部骨干的费孝通，同时从另外渠道受到邀请的还有张东荪在燕大的同事严景耀、雷洁琼夫妇。以张东荪为首，他们四人一道在北平地下党的安排下去了西柏坡村。
在当时形势下，眼看摇摇欲坠，马上就要占领北平，进而取得全中国，凡是对未来多少寄予希望，或想要了解中国政治未来走向，贡献一二想法的知识分子，无不渴望得到这样一种机会。对一直并无太多了解和好感的《观察》杂志主编储安平，当时正住在费孝通家里，事后才知道这件事。他对因不了解情况错失了这一机会也懊悔不已，后来几度责怪费“怎么不叫上他”？[69]一同去西柏坡，一同面谒和见识的一切，他们四人的感受和心态看上去却不太相同。
1949年1月中旬，我和严景耀以及费孝通、张东荪一行四人从解放了的北平西郊出发前往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记得那是日暮时分，我们有幸和、、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共进晚餐。当时，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周恩来将我们四个逐一介绍给，当时五十几岁，穿着一件军大衣，身材魁梧高大，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和我们亲切握手问好。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但说起话来风趣幽默，平易近人，我们那种拘谨的心情一下子就驱散了。饭后，我们随毛主席走进他的办公室，围着书桌坐下，亲切交谈。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也参加了我们的谈话。毛主席非常健谈，谈到了国内形势、对派的希望和全国解放后的美好前景，一直谈到凌晨二时。毛主席透彻地说明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道理，推心置腹地希望派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和中国采取一致的步调，真诚合作，不要半途拆伙，更不要建立“反对派”和“走中间路线”。毛主席的这番话讲得生动形象，给人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70]
费孝通的回忆透露出他内心充满了震惊和感动。他说：“是张东荪把我引到西柏坡的。我们四人由八名战士护送，一路乘大卡车，途经石家庄，到了平山县西柏坡村，当晚、、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就接见了我们。”他坦白地讲，一路的观感和在西柏坡的谈话，使他由衷地开始佩服。他写道：
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行进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赶着的粮队……这成千成万的人，无数的动作，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这股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中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71]
至于张东荪的感受，戴书引述的是张东荪后人的回忆，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用了“非常失望”四个字。说是“话不投机”，大谈梁启超，并说将来在外交上要“一边倒”。[72]由此演绎出来的对话很多，但多半属于文学创作，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张东荪对中央明显的亲苏态度和准备站在苏联一边的政策立场，颇难接受。[73]
张东荪对西柏坡谈话到底有怎样的感受，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张家后人的回忆来做根据。好在，今天我们还可以从当年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执委，实为党员的李世濂和李炳泰两人的密报中有所了解。两人的密报称：张东荪从西柏坡回来后，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原来很热心盟务”，把北平民盟支部看成自己的小集团，经营十分上心。但是，这次回来后，突然就不再关心盟务了。他们二人了解的情况如出一辙：张出城参加傅作义与谈判时，在平津前线司令部所在地——蓟县八里庄见到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两人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在谈话中张东荪意外地了解到，他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北平民盟组织，“盟员中许多都是我们”。这个消息让张大受刺激，“自此感到失望、消极”，甚至“不满”。因此，从西柏坡回到北平后，几乎再不过问民盟支部的事情，更“不参加盟务活动”了。
那么，对于西柏坡之行以及与谈话，张东荪有何看法呢？他们二人在与张东荪的谈话中都感觉到，提到与谈话时，张还是会流露出一丝得意之色，但他对谈话的内容并不满意。当然，他没有用“失望”之类的说法，而是讲：这次去西柏坡和与交谈“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74]
“没有解决什么问题”的说法，显示出张东荪去西柏坡确实是抱有某种幻想，想要阐述他的某些政策主张，并影响中央，或与等领导人取得某些共识的。结果未能如愿。但是，另一方面的情况显示，张东荪心情大变的主因还不是同在西柏坡话不投机，而是在赴西柏坡之前就受了很大刺激。因此，他从西柏坡回来后情绪不高，表现出来的主要也不是反感毛的谈话内容，反而是对民盟的工作一下子没有了兴趣。
2月下旬，各方民主人士纷纷抵达北平，有记者“问张关于民盟前途问题，张东荪连说不谈、不谈、不谈”，态度也变得很不耐烦。[75]
因为情绪低迷，张东荪甚至对一些重大政治活动也不热心了。2月25日，从东北来的大批民主人士乘火车抵达北平，作为民盟华北地区最主要领导人，他应邀与驻北平领导人、罗荣桓、、、彭真及在北平的民主人士一同去车站欢迎。他这一天不得不前往陪同。次日再开欢迎大会，及各民主人士又都全体出席，只有张东荪一人借故没有前往参加，十分引人注目。有人当面问到张为何变得如此消沉，他要么托辞说是家里有人生病离不开，要么说是自己太太不赞成他过多参加政治活动。但北平民盟内部的党员对他的解释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直接原因是张发现他辛苦经营的组织完全不在他的控制影响之下，因而心灰意懒；根本原因是张发现他和“思想不一致”。西柏坡回来后，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因而“认为在领导下没前途”。[76]
这段时间里，张东荪自然也参加甚至领衔了一些公开的拥护或响应政策的集体声明之类，但没有一件是他起草或主动提议的。一连几个月，他在政治方面最主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出面为民社党革新派争取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资格。
3月19日，张东荪突然致函民盟负责人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帮民社党革新派讲起话来。他解释说，因为与民社党革新派的友谊关系，曾力促其成，并被聘为顾问。“今闻彼等有参加政协之要求，在弟个人亦认为彼等多年奋斗，应有一席地位。”[77]
民主社会党革新派是1947年夏从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中分裂出来的，张东荪虽然公开宣告退出了张君劢领导的民社党，但对以自己为中心结成政治势力一直十分用心，因此他对革新派造反公开表示同情。他已宣布退出了民社党，却以顾问身份出席了该派举行的大会。大会选举他进入主席团并推举他为中常委，他也以默许的方式表示认可。[78]因为张东荪一直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这次民社党革新派派代表汪世铭、卢广声2月下旬来到北平，希望通过民盟取得参加新政协的资格，[79]张东荪一改近三个月不参加盟务的做法，亲自出面向民盟领导人说情争取，清楚地显示他对影响该派抱以希望。但是，张东荪的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民盟领导人多数对民社党革新派这时出现在北平表示反感，负责考察鉴别各派及政协代表资格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在与民盟负责人商谈后，亲自出面与汪世铭谈话，表明了中央的观点。他告诉汪，和民盟均认为民社党革新派内部严重不纯，人员情况复杂，不适宜以政党身份派遣代表参加政协。他建议该党领导人沙彦楷、汪世铭解散该党，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同时将组织中真正进步者引入民盟。最终，沙彦楷、汪世铭接受了李的建议，解散了这一组织。该派部分成员随后加入了民盟。这种结果，不难想象对张东荪一定会再度造成某种刺激。
从西柏坡回来后，旁人所见唯一能够让张东荪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满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和他一起谈论年初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他自信此举成功“保全人民古物”，意义非凡。为此，他不仅多次和朋友诗词唱和，还专门自题条幅，记述下参与此事的经过，声称自己生平一辈子学问，也“不抵此一行也”，故他精心做成题记，要“留示子孙”。[80]此亦足见他对自己在政治上的能力与贡献颇多自得之处。
接连几个月情绪低迷后，张东荪于1949年4月渡江占领南京后辗转托人给燕京大学老校长、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带去一封信，心灰意冷地发了一通牢骚，但由此也清楚地透露出一段时间以来其心绪苦闷之所在。
据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转述说：张东荪是民盟领导人之一，很受重视，几度见到过高层领导人周恩来，了解到了的真实政策，结果令他痛苦得大失所望。因为他发现，中国并没有把关注点转到国家民族的和平建设上来，它与克里姆林宫极为默契，还在谋求世界革命。为此，他们力图消灭在华的一切西方势力，以便为下一场战争做好准备。[81]
关于张东荪和美国人之间的关系，戴书的记述很简单，主要是两度引述了司徒雷登和柯乐博提到与张东荪接触及所获信息的几封电报的部分译文，并解释说：“1949年夏天和深秋”，张东荪与美国驻北平总领馆“一直有处于当局掌控下的，无须隐瞒的接触”。但是，第一，戴书断定这些接触一直处于当局掌握之下，“公安机关一定清楚知道”，并未有史料文献的举证。第二，戴书对张东荪在与美国外交官接触中的种种复杂情况，明显地缺少分析和说明。[82]
自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各个中间党派的代表人物就经常与美国驻在昆明、重庆、南京和上海的外交官进行接触了。尤其是1946年马歇尔使华，推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国共两党冲突加剧，美国政府愈发重视第三方力量，这种接触就变得更加密切和频繁。包括民盟骨干响应号召，集体北上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同时，他们也和美国人保持着密切的接触。[83]因此，身为民盟在华北的主要领导人，张东荪与美国外交官有接触和交往，确如戴书所说，本来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只不过，身在北平，远离渝、宁、沪等政治中心区域，张东荪本人过去与美国外交官员却很少接触。张早先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经历，还是在1946年底1947年初他担任民盟秘书主任，经常往返于京沪宁三地的时候。[84]但那个时候，张东荪对美国在问题上的态度，还多少存有批评和不满，因此一连两年时间，他竟很少和自己所在的燕京大学的创办人及前校长、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发生关系。仅有的一次，还是在1947年1月国共和谈破裂，民盟刚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他刚刚被推举为秘书主任的时候。当时，民盟决议与同进退，同时努力促成恢复和谈。蒋介石则电邀张去南京，劝他参加新一届国民政府，意图借以分化民盟。在取得谈判代表董必武的同意后，张去南京拜见了蒋介石，当面力陈民盟力促和谈的主张。事后，是司徒雷登主动约张吃饭了解情况，而张一样坚持民盟全会的立场，甚至于要司徒雷登对蒋施加影响，促成和谈的恢复。[85]此足以见他当时对美国人的态度。
国共内战爆发后驻华美国外交官在电报中提到张东荪名字的时候，已经是1949年前后了，张东荪已回到北平做民盟华北总支部主委。从1949年1月11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电报中可知，他这时才刚刚注意到张东荪这位教授的名字不久。他依据间接得到的消息说，张和另外三位民盟成员7日已经离开北平前往石家庄，去参加旨在成立没有参加的联合政府的各派团体的协商会议去了。[86]
从上述电文内容可知，张东荪直到这时还没有与柯乐博联系过，柯的信息是对的，但是辗转得来的，并不准确。事实上，张东荪7日当天还只是作为傅作义与谈判的见证人，与周北峰一起动身去蓟县八里庄见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高层指挥官而已，四人去西柏坡是张9日返回北平以后第二天的事情。
正是因为张东荪这个时候还没有同柯乐博建立起直接的接触，因此，几个月后，即当他想要出面来做美国人的工作的时候，他没有去找就在北平城里的柯乐博，而是千里迢迢写信去联系南京的司徒雷登。
触动张东荪想到要联系司徒雷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发现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竟然没有撤离。他马上想到，这是美国政府有意想要和中国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的一种表现。此前，张东荪不满美国偏袒，促成国共武力相向。如今，张东荪却担心太过靠近苏联，因而希望分化美蒋，推动美国政府抛弃蒋介石，与新政权发生关系，进而对中国施加影响。
如何让自己一直拒而远之的美国人相信自己的诚意呢？一方面，他想到了自己学校的老校长司徒雷登；另一方面，他知道该如何取信于一贯怀疑的美国人。张东荪特地给远在南京的司徒雷登去了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在述说他对失望的同时，特别强调了他经常可以见到周恩来等人的情况。司徒雷登收到张东荪的信后，很快致电柯乐博，要他去找张东荪，并要求张东荪能够找机会前来南京，以便取得张“掌握的资料”，“带回华盛顿”去。司徒雷登显然相信，由于张是民盟的负责人之一，受到的高度重视，可以直接见周恩来，因此，他提供的资料一定对美国政府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甚为有用”。[87]
从5月28日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可以了解到，柯乐博已经直接与张东荪取得了联系，从而担当起了在张与司徒雷登之间传递信息的工作。从这个时候司徒雷登转述的情况可知，张东荪主动沟通美国外交官的一个主要目的，其实是希望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争取和影响的努力。因为，的政策并不是僵化的，而是在变化之中，是很可能会向美国政府所希望的方向转变。张介绍说，在外交事务上尚未准备好与苏联分手而改采不同路线，但在国内事务上已有可能倾向右转。当然，张东荪会提醒说，现在一切都还在未定之中，美国人“现在必须非常小心，谨慎从事，以保留将来采取有效行动的机会”。但他要司徒雷登重视的是，他刚刚见到周恩来，因而很清楚高层的政策意图。他宣称，、和周恩来都察觉到了与美国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的重要性，虽然他们的意见并未完全被下面的干部所接受，但在对美政策方面明显地已经出现了调整的趋势。只是还需要等待。[88]
直到6月上旬，我们都可以从司徒雷登及柯乐博等人的电报中清楚地了解到，美国的一些外交官对建立新政权以后走南斯拉夫铁托式的道路，即与苏联破裂关系，接受美、英援助，曾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柯乐博甚至直接告诉国务院说，周恩来5月31日通过中间人转给美国政府一个秘密口信，说高层在对美政策方面发生严重斗争：激进派以为首，主张联苏反美；自由派以周恩来为首，担心向苏联一边倒会卷入战争，希望在美苏之间走中间路线。柯乐博的这一消息和看法，也得到了张东荪提供的分析意见的支持。张东荪透过长子张宗炳在三次不同时间的谈话中均表示相信，最终一定会接受美国援助的。虽然，这个时候会有很多相反的信息，比如就有公开报道宣称，周恩来在对平津地区的教授们的讲演中说明，决不会走南斯拉夫铁托主义的路线，云云。但张宗炳仍旧会告诉柯乐博说，他父亲不同意这样的解释，因为事实上正在走上铁托主义的路线]
由于相信确实存在着种种足以争取转向的可能，司徒雷登这时也不惜通过负责南京外事工作的前燕大学生黄华，与保持接触，并努力传达美国政府希望脱离苏联阵营的要求与意图。他甚至让他的秘书傅泾波告诉黄华，他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亲赴北平面见周恩来。[90]
对于司徒雷登有意前来北平会晤、周恩来的问题，张东荪当然表示肯定，但他主张司徒雷登最好等到巴黎外长会议开完，看清苏联政策是否软化以后再考虑是否来平。用他的说法，如果巴黎外长会议破裂，美苏爆发更严重的对抗，那时将不得不紧随苏联。那样的话，司徒雷登来到北而会陷于被动。[91]
6月上旬，中央与民盟等各党派最终达成共识，新政协代表名额分配基本确定。6月7日，张宗炳打电话给柯乐博，告知张东荪所得到的召开政协筹备会议高层磋商的结果。8日，张宗炳再通过电话做出补充和更正。据柯乐博电告美国国务卿，张东荪透露的内部消息显示：8月将会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0月10日将正式成立中央政府。民盟有七名代表将参加马上要召开的政协筹备会议，包括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张澜、罗隆基和张东荪本人等。加上民盟中其他党派代表，民盟总共会有十至十二名代表与会。筹备会议将就一切问题达成基本共识，然后再召开正式会议，给有关决定盖上橡皮图章。张东荪认为，这一情况进一步显示了想要建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的意愿，而这很可能与苏联想要在亚洲后退的国际战略有关。在次日更进一步的消息通报中，张东荪表示，现在看来，毛、周、刘共同工作，牢牢地掌控着局势，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分裂的迹象。因此，如果真的会摒弃苏联阵营而转向西方民主国家的话，一定是整体发生转变。但如此则非要放弃东北不可，因为东北今天更多地掌握在苏联的手里，无力控制东北，“一旦关内转向铁托主义，有理由认为它将落入苏联阵营”。[92]
张东荪的判断很快就被事实证明不正确了。1949年6月15—19日，政协筹备会议正式举行。会议闭幕不久，便发表了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声明。[93]的强硬态度无疑让张东荪很受刺激。司徒雷登自然也彻底放弃了争取中国新政府转向美国的幻想和尝试。但是，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仍不死心，他甚至通过张东荪的儿子张宗炳为此约谈了张东荪、罗隆基、周鲸文等民盟领导人，向他们具体了解决策的相关背景情况。他随后乐观地报告说，这次晤面能够举行，理当是知情的。这意味着，情况未必那么悲观。[94]
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后，张东荪再度心灰意冷。但是，由于这段时间与美国之间没有外交关系，新政权全面接管接收实行新政策的过程中，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及其人员接连遇到麻烦，甚至受到冲击。在与各地交涉难有结果的情况下，从司徒雷登到柯乐博，都不得不寄希望于自称能够见到周恩来的张东荪帮助沟通中央，以求尽快解决问题。因此，张东荪这时虽再无多少意见愿意提供，却不能不勉为其难地帮助柯乐博分析种种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看似可能的解决办法。说其勉为其难，是因为事实上张东荪根本无法代为转递美方的要求和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法，但又不能不应允下来。
如7月17日，柯乐博专门就南京当局拒绝司徒雷登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南京返回美国一事，委托张东荪向中央进行疏通。张宗炳接受了柯乐博提供的备忘录，并转述了张东荪和罗隆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析。他表示，他应该可以在18日下午四点以前得知其父是否能够与高层取得联系。但实际上，他迟至20日晚才通过电话告诉柯乐博，备忘录虽于18日就送上去了，但未能得到中央的任何反应。[95]
7月29日，尚未离开南京的司徒雷登电告柯乐博，当天上午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被一批前中国雇员闯入，并阻止人员进出，他要求柯乐博尽快与张宗炳联系，通过张东荪“将此肆无忌惮之事态报告给周或毛”。8月1日，柯乐博向张宗炳说明了这一情况，张亦表示会通过其父向上转达，但事后柯乐博亦未得到任何回应。[96]
10月31日，据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遭到拘押，并遭起诉。得此消息后，美国国务卿很快以司徒雷登的名义致电柯乐博，请通过张东荪向高层表达美国公众的愤怒心情。柯乐博转述美方要求后，张东荪于11月23日告诉柯乐博，他已就此写信给周恩来。但是，虽然11月下旬中央已经内定将华德判刑后驱逐出境，[97]张东荪却一无所知。12月1日，柯乐博再见张询问此事，张则解释说，前一天还在会议上见到了周恩来，周表示说他已经收到他上呈的函件，但周随后不再提有关华德案件的事情，因此他也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消息。可想而知，一直到12月11日报纸上公开宣布中国政府决定驱逐华德的消息，[98]张东荪都没有能够打听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给柯乐博。[99]
1950年3月，柯乐博受命准备关闭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前，还曾要想办法最后见一下最高领导人。当柯乐博为此再次求助张东荪，并给张东荪展示美国可能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帮助的种种诱人前景的时候，张终于不得不如实告诉柯乐博，他自己现在也很难见到领导人了。[100]他并且分析说，这种时候要让领导人接见柯乐博也没有可能。他甚至一反他此前的看法，告诉柯乐博说：至少在两年内不要指望他们会有任何公开的转变。他宣称，毛和他的党到底是教会的一分子，他们很怕被逐出教堂，因此现在是不可能对苏联采取中立立场的。中美关系的缓和，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美苏关系改善；一是美国在对苏战争中取胜。不要指望用美国的经济力量来吸引，对于人来说，经济永远都是服从于政治的。[101]
由上述可知，张东荪从1949年初到1950年春与美国外交官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主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诱发了张东荪后来的所谓“叛国”案。戴书因为没有全面占有上述美国方面的外交文件，对张东荪案的资料线索主要来自《北京公安史志》上刊发的一篇文章，因而分析说明都显得有些简单化。
这篇文章提供的史料当然是有价值的，这是因为，该文作者朱振才供职于北京市公安局，确实看到了张案的部分资料。该文提供的主要有如下四则信息。
一是说1949年初公安部门破获美国间谍王正伯案时，王交代了张东荪向美国原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卖情报的情况。
二是说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说张东荪有电台一部，正谋求和美国通报。
三是说1950年张东荪屈从于司徒雷登的压力，把抗美援朝中国出兵的具体日期和国家财经预算等国家核心机密，编成情报，派人送到香港，后转交到司徒雷登手中。
四是说1950年9月又发现张东荪出卖情报的第二件线索，即张东荪为付梓出版数十万字的反动手稿给某人的一封信，信中对其反动观点大加赞赏，并对美国大加吹捧。[102]
戴书详细讨论了朱文提供的这四则信息，认为第一条应该属于向壁虚造，是把第三条加到1949年初王的供词上去了；说第二条是误会，电台是老三张宗颖的法国老板1949年底离开北平时留下的，与张东荪完全无关；说第三条涉及中国出兵日期，张并无情报来源，财经预算等只属于“文人议政、亲朋间交流时局信息的范围”，不属于国家机密；说第四条不成立，因张这时并未写过书稿，且这种信更和情报无涉。[103]
可以肯定，这篇文章确有颇多问题，但戴书的解释也不深入和周全。以下特尝试依据可见史料梳理一下张案最初发现之经过。
进城后虽然不承认美国在华外交机构的地位，但是，在建国前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坚持留在南京不随政府南迁，中央也接受斯大林的劝告尽量不去刺激美国。为了尽可能分化美、蒋关系，和周恩来甚至通过南京市委外事处负责人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了几次接触，以试探美国抛弃蒋介石的可能性。因此，一度也没有对其占领下的各大城市中的美国驻华外交机构采取封闭或驱逐的措施。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一直到1950年初中苏两国签订互助条约，美国驻华外交人员都可以自由活动，张东荪等人与美国外交人员相互来往，也没有受到任何限制。那些与美国一些机构存在着经济上或文化上密切联系的学校、教会中的工作人员，这段时间更是经常进出于美国领馆，相关事务。像张东荪所在的燕京大学，因为本来就是美国基督教会资助下的学校，它里面的工作人员和一些教授，就与柯乐博等领馆人员频繁往来，柯乐博等也经常应邀前往燕京大学去参加活动。即使1950年初美国政府决定撤退驻华外交机构，驻北平新闻处图书馆关闭前，还将大批书籍杂志捐给了燕京大学图书馆。
由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注意到，除了张东荪以外，各种人士与美国外交人员不定期的会面与往还，在1949年以后一年多时间里是一直存在的。派中人也包括在内。比如，司徒雷登在1949年2月下旬就曾专门托北上的陈铭枢带过线月中旬他还在上海与准备北上的罗隆基等进行过会晤，罗隆基7月到北平后也马上会晤过柯乐博。在美国领馆撤离中国大陆之前，我们还可以在美国驻北平和天津的总领事，以及在司徒大使的电文中，看到罗隆基与美国外交官谈话，或透过他的朋友传达信息的情况。[104]其他民盟人士或著名民主人士这段时间通过中间人与美国外交官接触的记录，也不难在美国政府保留的外交文件中看到。事实上，相关部门对这种情况也确实一直没有加以干涉或劝阻。
当然，由于1949年进城后对继续支持的美国政府在政治上事实上采取了明显戒备的态度，因此，多数过去与美国外交官经常来往的民主人士，这时也大都小心地减少了这种直接的往来。中央在表面上不干预这类接触的同时，也很明显地对热衷于保持与美国外交人员来往的民主人士抱以警惕和反感。除了中央坚信自己的革命和新政权与美国根本对立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在1948年底进入关内之前，东北的苏联友人就提醒过，美国外交人员多半都在从事秘密的情报工作。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1948年11月中旬沈阳军事管制机关强行封闭，弄出一个“华德事件”来，就是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提醒和建议的结果。[105]而沈阳军管机构随后在苏联安全部门的指导下，迅速破获了一个受到沈阳美领馆人员暗中扶植的专门用于刺探苏联和外蒙情况的秘密情报组织，就更进一步坐实了苏联人警告的可信性。[106]
1949年6月19日，中央突然公布了破获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消息。24日，又亲自批准公开广播和发表《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30日，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活动的意见，并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进行公开审判。[107]结合这一天公开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向苏联“一边倒”，可知1949年6月下旬是中央对美政策明朗化的关键时期。而这一连串行动，又都发生在黄华与司徒雷登保持接触的过程中。表面上，对司徒雷登释出善意，指示说如果司徒雷登想要来北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108]实际上，对照中央上述步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种外交接触和尝试其实丝毫也不曾减低或改变其高度怀疑美国在华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对新政权具有敌意和危险的看法。因此，这个时候，民主人士，包括张东荪，即使是他通过儿子与美国外交人员之间来往，固然不被禁止，但也注定会引起安全部门高度的警觉与不安。
张东荪会被列入怀疑对象，最初其实还不是他与美国驻北平总领事之间有所来往，而是因为他的儿子。
张东荪早年仅留学日本，从未在美国生活过。他虽然任职于有美国背景的燕京大学，并曾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却因不能讲英文，无法介入到燕京大学的各项事务中去。因此，他虽研究西方哲学，却几乎从来不穿西装，永远是一袭中式长袍，并以自己是纯粹的中国人而自豪。然而，张内心深处对美国及其政治文化，还是充满好感，甚至有崇敬之情的。除了他的哲学研究及其政治论述中充斥着来自美国或欧洲的思想资源外，他的几个儿子或在美国留学，或在美国机构中工作，都能反映出他对美国的情感和态度。也正因为如此，最早注意到的张家的可疑对象，并不是张东荪本人，而是他的儿子，首先是其小儿子张宗颖。
有关这一点，戴书依据的朱振才一文即提到过。早在进入北平之初，即1949年3月，民盟内部工作人员就得到讯息说，张宗颖有特务嫌疑。其密报称：“张的第三子张宗颖有美特嫌疑，现在开滦矿务司人事科做科长。”[109]
不久之后，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举报，张东荪通过其三子张宗颖掌握有一部电台。[110]
在刚进北平之际，城里各方势力混杂，安全问题层出不穷，有人掌握有电台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特嫌加电台的举报还是引起了安全机构对张东荪家庭成员的关注。很快，张东荪和罗隆基与美国外交人员频繁接触的情况，就引起了安全部门的注意。
1949年11月7日，中央负责国家安全的最主要领导人李克农与苏联大使进行了一次谈话，主要介绍对已知美国在华间谍的监控情况。他告诉苏联大使：“美国在中国的间谍，其基干部分是在美国、日本和菲律宾生活的中国华侨以及在外国留过学的中国人。”许多是借助各种贸易公司的掩护在开展活动，不少人过去就是附敌分子，参加过日伪政府，或在美国生活多年。从李克农的谈话可以看出，中央这时对于民主人士投靠美国政府的问题虽保持警惕，但怀疑的对象不多。他们的怀疑更多的还是透过对民主人士中与美国外交人员或海外机构来往及通信的情况，来做判断。因为罗隆基、张东荪与美国人接触较多，中央安全部门对二人的态度及动向自然会比较注意。但是，从李克农谈话中使用的语言来看，这时他们也还只是认为罗、张二人有被美国人吸收为间谍的危险而已。而比较二人的危险程度，基于当时所掌握的二人与美国外交人员往来的情报及历史上的情况，李克农甚至明确地把罗隆基排在张东荪的前面。他告诉苏联大使说：“进入联合政府的各派的分子，如罗隆基、张东荪之流也可能被美国人看作是招募间谍的补充来源。”[111]
对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侦监工作是由国家安全部门与地方公安多头依据各自掌握的线索分别进行的。与中央公安部门关注的侧重不同，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即侦讯处）对张东荪问题的关注，首先是从一个名叫王正伯（又名王志奇）的人身上发现疑点并展开侦监的。
进北平不久，市公安局二处就发现一个经营“建中公司”的经理王正伯形迹可疑，进而发现王与高层民主人士张东荪、张申府等来往密切。王正伯家住天津，每到北平来，通常会住在张申府、刘清扬夫妇家中。王同时也与张东荪关系密切，不仅曾与张东荪合作办过报纸，还在经济上给过张东荪、张申府以补助。鉴于深入侦查发现王有为美国前驻北平战略情报处工作过的经历，公安局二处一度以此为由，秘密拘捕过王。从王的口供中，他们得知了张东荪及其儿子的一些情况。由于案件没有侦结，公安局没有马上上报中央，故1949年年底李克农在对苏联大使谈话时还不大了解张东荪这方面的情况。直到1950年初，结合对张东荪三子张宗颖的取证与讯问，以及对张东荪大儿子张宗炳的外围侦察，北京市公安局二处才得出了初步的结论。
1950年春，张东荪已经属于国家领导人一级。故此案调查结果得出后，除按系统上报公安部并报至李克农外，亦经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线日正式上报给了和。
报告关于张东荪案性质的认定是：“张东荪及其两子与美帝有勾结”。已侦知线索如下：
“张与其子张宗炳介绍王正伯加入前美帝驻平战略情报处，王领得Robert I. Eschrach发给之情报工作证明。”
“北平解放之初，张与其子张宗颖以七十块美金收买报务员何振家，用电台与美方联络，曾供给美帝关于我们对美帝愿否通商的情报。”
“张与美帝领馆柯乐伯（博）关系极为密切，解放后因不便再去美帝领馆，以其子张宗炳保持与柯乐伯（博）频繁联系。”
“张宗炳是张东荪的长子，美国留学生，回国后任职于中美合作社，在西安一。
